上海“搶人了”！

9月23日，上海發布《2020年非上海生源應屆普通高校畢業生進滬就業申請本市戶籍評分辦法》的新政策，其力度之大，讓外界直呼“上海急了”。

高校是人才的培養池，作為長三角龍頭，上海這一舉動猶如一顆巨石，猛然間投入一片平靜的湖面，激起層層波瀾，引發的將是長三角高校圖譜的多重變局。現在，長三角的高端人才，有了更多流向上海的可能。

高校是一個地方的“創新源、思想庫、人才地”。長三角一體化深入推進過程中，長三角高校呈現的是一幅怎樣的發展圖譜？圖譜背后，又蘊含著哪些深層改變的因子？

江蘇一馬當先，上海實力超群

459所！

這是教育部公布的最新全國高等學校名單中長三角的普通高校數量，其中224所本科院校，235所專科院校，高教資源處于全國領先水平。

從省份分布來看，江蘇一馬當先，普通高校167所，不僅位居長三角第一，放在全國也是高居榜首；安徽緊隨其后，有120所，全國排名第9；浙江有109所，排在全國第11；上海有63所，排在全國第23。

若細分至本科院校，江蘇有78所，仍居長三角第一，同樣高居全國第一；浙江有60所，排在全國第8；安徽有46所，排在全國第13；上海有40所，排在全國第15。

在普通高校數量超過110所的10個省份中，安徽是唯一本科院校低于50所的省份，本科院校占比為38.3%。

從長三角副中心城市來看，呈現同樣情況。盡管合肥有54所普通高校，排在全國第11位，領先于南京的51所與杭州的47所，但從本科院校數量上來看，合肥有19所，而南京則有34所，杭州也有28所。

相對于本科院校，頂級高等院校的集聚程度更具價值。一座城市的教育資源如何，“雙一流”大學以及一級學科數量是最直觀的印象和參照。

長三角擁有“雙一流”大學35所，占全國總數的1/4，江蘇15所，上海14所，安徽3所，浙江3所。其中還包括“華東五校”——國內公認的實力僅次于清華北大的第二梯隊高校，上海2所，蘇浙皖各1所。滬蘇在“雙一流”大學上領先浙皖。

從“雙一流”大學的城市分布來看，上海有14所，南京有12所，合肥有3所，杭州有2所，蘇州、無錫、徐州、寧波各1所。這意味著，在長三角地區41個城市中，有33個城市沒有“雙一流”大學。

高校數量反映的是教育資源的多少，一級學科反映區域教育質量和人才培育能力。一級學科越多，教育質量越高，培養的優秀專業人才也會更多，人才活力會更充足。

從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來看，長三角三省一市差距較為明顯。江蘇有466個一級學科入圍，總數居全國第二，A檔學科80個；上海有350個一級學科入圍，居全國第三，A檔學科91個；浙江有211個一級學科入圍，居全國第9，A檔學科44個；安徽有148個一級學科入圍，居全國第16，A檔學科16個。由此可見，安徽與滬蘇浙在頂級學科建設上還有一定差距。

三省一市的高校分布地圖，決定了在校大學生資源的聚集程度。2019年，江蘇有本專科在校生187.4萬人，研究生21.5萬人；安徽分別為124.1萬人、7萬人；浙江分別為107.47萬人、9.24萬人；上海分別為52.3萬人、16.49萬人。

具體到長三角副中心城市來看，南京在校生達到87.1萬人，居長三角城市第一位，全國第7位，研究生14.3萬人；合肥有68.5萬人緊隨其后，居全國第10位，研究生5.2萬人；杭州有51.9萬人，居全國第19位，研究生7.2萬人。

綜合多個維度來看，長三角的教育資源聚集度差異化明顯，而且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城市。

地方高校“貧富”差距大

2020年9月，青塔數據研究團隊根據各高校公開的信息，統計了全國超過300所地方高校2020年的預算經費情況。數據一經公布，引發外界的強烈關注。

經費，是高校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也是衡量教育資源實力的重要指標。從長三角來看，2019年，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中，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經費均在百億元以上，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70億元以上；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普遍也有30多億元，差距并不是很大。

但具體到地方高校來看，長三角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決策》雜志梳理了長三角部分地方高校2020年的經費預算發現，浙江經費預算最高的是浙江工業大學，有32.5億元；江蘇經費預算最高的是蘇州大學，有34.06億元；上海經費預算最高的是上海大學，有33.86億元，而安徽地方高校2020年經費預算最高的是安徽大學，是8.41億元。滬蘇浙地方高校的經費預算明顯多于安徽，且差距十分明顯。若將安徽大學的經費預算放在滬蘇浙來看，在上海、江蘇只能排到第9位，在浙江只能排到第16位。

這樣的數據放在中部坐標系來看，又處于怎樣的位置？同類型的河南大學2020年經費預算高達32億元，鄭州大學經費預算更是超過60億元。湖北省屬高校經費預算最高為長江大學，達到12.75億元，湖北大學也有10.25億元；湖南最高為湖南師范大學達到16.07億元。

眼下，如何解決資金短缺矛盾，既是安徽地方高校校長們普遍關注的難題，也是政府和全社會應當支持和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高校的經費預算要參照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實際，最直接的體現便是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安徽省財政廳曾于2020年8月在其官網，發布了一則“關于加大政府對高校財政投入的建議”答復函，公開了2018年長三角及中部省份高校生均教育支出情況。

從長三角來看，上海以37035元排在第一位，居全國第3位；浙江以24219元緊隨其后，排在全國第8位；江蘇以21619元排在全國第11位；安徽以15648元排在全國第25位。放在中部來看，安徽高校生均教育支出高于山西、河南，低于江西、湖北、湖南3省，排在中部第4位。

這與安徽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力狀況總體相當。2018年，安徽經濟總量居全國第13位，中部第4位；人均GDP居全國第14位，中部第3位；人均公共財政支出居全國第28位，中部第5位；人均可用財力居全國第26位，中部第4位。兩相比較，高校生均教育支出比人均財政支出進3位，比人均可用財力前進1位。

若以高校生均教育支出與人均財政支出占比相比較，安徽高校生均教育支出占全國平均高校生均教育支出19832元的78.9%，較人均財政支出占全國平均支出77.1%高1.8個百分點。“反映我省財政努力程度較高。”安徽省財政廳在答復函中表示。

“經費不足，科研條件差，難以為學校的發展提供資金保證，學科發展水平自然很難上去。”安徽省教育廳科研處一位負責人告訴《決策》。不說與滬蘇浙差距大，同等水平的高校生均教育支出，安徽學科發展水平明顯低于其他省份，即財政經費投入產出率不高，投入效果不明顯、不對等。

在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安徽省屬高校中僅有5所高校的13個學科獲得B等級，其余學科評定等次均在B等級以下，與新疆、西藏、海南、青海等省份相當。

同為中部省份，河南、山西高校生均教育支出低于安徽，但學科評定卻好于安徽。河南省屬5所高校的1個學科獲得A-等級，10個學科獲得B+等級，17個學科獲得B等級；山西省屬6所高校的5個學科獲得B+等級，11個學科獲得B等級。

“與全國其他省份一對比，更是大吃一驚，嚴重與我省層次不符。”今年5月，一位網友曾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上直言。這件事旋即引起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安徽省教育廳高度重視，并表示將啟動高峰學科建設計劃，力爭取得突破性進展。

畢業生“用腳投票”，長三角哪家強？

數字呈現的教育資源差距，是反映區域人才集聚力的重要參考，但人才流動最能體現出“用腳投票”的特征，具體到長三角高校畢業生，又是怎樣的狀況？

《決策》雜志梳理滬蘇皖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報告發現，2019年，安徽全省高校畢業生為33.92萬人，最終選擇留在安徽省內就業的有18.2萬人，占比為68.4%，其中17.5萬人為安徽省內生源，省外生源僅有6716人，占比為2.52%。

從歷年省外就業去向分布情況來看，安徽高校畢業生流向東部、長三角的占比最高，江蘇達到10.3%，浙江為6.09%，上海為7.53%。

2019年，江蘇全省高校畢業生達到56.2萬人，留在江蘇省內就業的有31.3萬人，占比達到76.2%，高于江蘇省內生源數比例7.3個百分點，繼續保持人才“凈流入”狀態。其中，蘇南就業的有20.9萬人，占同期已就業人數的66.7%。

上海2019年高校畢業生共有17.56萬人，留滬就業的有13.9萬人，占比達到79%，外省市生源畢業生在滬就業人數占全部外省市生源的41.67%，非滬籍畢業生選擇留滬比重由2015年59%上升到2019年的66%，上海對長三角和華東地區生源的就業吸引力不斷增強。

目前，浙江尚未發布2019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報告，但近些年來浙江一直是就業的熱門地，省會杭州更是高校畢業生爭相奔赴的地方，號稱全國人才“收割機”。

今年3月，浙江對外公開，2019年在浙江就業高校畢業生人數預計有80萬人左右，其中省內高校畢業生總量為32萬人，有近50萬外省高校畢業生流入，可見浙江人才吸引力之強。

通過對比發現，安徽高校畢業生本省就業率低于滬蘇浙，人才“熟”了就走，存在“焯水”效應，同時，對外省人才的吸引力也不夠強。

首先，從長三角“雙一流”高校畢業生來看，已公開的28所“雙一流”高校本省（市）就業率的平均值為59.98%，最高的為上海大學，本省（市）就業率高達82.41%；浙江最高的為寧波大學，達到77.95%，江蘇最高的為南京中醫藥大學，為80.09%。

相比之下，安徽省“雙一流”高校畢業生留皖意愿較弱。最高的為安徽大學，本科畢業生本省就業率為57.26%；合肥工業大學為32.57%；中科大僅占2成。兩所高校在長三角地區“雙一流”高校本地就業率中排名靠后。

被稱為“科技英才搖籃”的中科大，流向上海的畢業生有21.03%，幾乎趕上了留在安徽的23.31%，流向蘇浙的人數共占20%多。安徽雖已是長三角正式成員，但在“包郵區”的巨大磁場面前，高校畢業生吸引力不足，迫切需要加強“留人”力度。

再從長三角中心城市來看。在恒大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0”中，上海人才吸引力指數達到100，高居榜首，連續3年成為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杭州達到69.5，位居第5；南京為53.2，位居第6；而合肥僅有22.1，位居第20。

最后，從蘇浙皖三省來看，安徽省內長期處于合肥“一市獨強”的局面，在前50強中，沒有其他城市上榜。而江蘇蘇州位居第9，無錫位居第19，還有常州、南通、徐州、揚州上榜；浙江也有寧波、嘉興、溫州和金華上榜。缺少有人才競爭力的城市，給安徽在集聚高校畢業生上增添了煩惱。

盡管安徽從2013年開始，已連續7年人口凈增長，步入“人口持續回流”新時期，但仍是勞動力流出大省，常年外出務工人員在1000萬人左右，包含了一大批高校畢業生和新式人才。

2019年，驢媽媽旅游網創始人、上海市安徽商會會長洪清華曾說，安徽人在上海注冊的企業有7.9萬家左右，人數大約有420萬，也就是說，在上海的每8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安徽人。

“產業容器”決定高校畢業生流向

2019年6月，朱青從合肥工業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博士畢業，南京擎天科技、深圳孔雀計劃、合肥38所下屬四創科技等公司先后向其拋去了橄欖枝，基于平臺、薪資待遇、城市形象等綜合考慮，他最終選擇了南京。

“人才的平臺不在政府，而在企業，在于具體的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占主導地位，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志迎對《決策》分析說。與滬蘇浙相比，安徽的市場主體少，對高校畢業生吸引力弱。

2019年，江蘇市場主體達到1043萬戶，浙江為724.25萬戶，安徽為514.45萬戶，上海為270.43萬戶；具體到長三角副中心城市，南京突破140萬戶，杭州達到129.78萬戶，合肥剛剛達到100萬戶。

微觀主體的數量決定了高校畢業生的選擇機會和流動方向。“比如說，一個科大訊飛員工想流動，只會去同層次甚至更好的企業，但在安徽，與訊飛同等水平的微觀主體幾乎沒有，而滬蘇浙有很多，人才自然就流去了。”劉志迎告訴《決策》。

沒有大型國企，缺少標桿性的創新創業公司，是安徽留住高校畢業生的一個突出“短板”。最新發布的2020中國500強企業中，江蘇有45家，浙江有43家，上海也有30家，安徽僅有9家。

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安徽只入選4家，浙江、江蘇、上海分別上榜96、90、16家。浙江有阿里、海康威視，江蘇有蘇寧、恒力，上海外企、國企都很多，但安徽缺少這樣的頭部企業。

在吸引高校畢業生的重要指標——獨角獸和上市公司數量上，長三角又呈現出怎樣的特征？

長城戰略咨詢發布的《2019年中國獨角獸企業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上海有36家獨角獸企業，位居全國第2；浙江有22家，位居第4；江蘇有13家，位居第5；安徽僅有2家。上市公司指標上，截至2020年9月，浙江突破500家，位居全國第2；江蘇有470家，位居第3；上海有322家，位居第5；安徽有122家，位居第9。

“盡管安徽上市公司總量排在全國第9，但很多上市公司人均平均工資水平低，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70%左右，與滬蘇浙相比更低。”劉志迎通過研究安徽上市公司年報發現，安徽上市公司的工資水平不利于留住高校畢業生。

工資是人才競爭力的首要指標，安徽不僅上市公司工資不占優勢，企業工資同樣不突出。

2020年4月，人社部發布的全國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中，安徽月最低工資標準僅有1550元，排在全國倒數第一，而上海為2480元，江蘇為2020元，浙江為2010元。“這很容易讓外界誤解，以為安徽工資水平全國最低。”劉志迎告訴《決策》。

從安徽自身來看，還面臨著部分高校學科專業布局與社會需求不成正比，專業設置重復度高等問題。《安徽普通高校本科專業布局和需求分析報告》（2020）指出，44所安徽本科院校共設置321種本科專業，僅工學、管理學、理學三大門類占比就高達63%，專業布局嚴重“偏科”。

在實際就業中，管理學、理學等專業點和畢業生數量與其初次就業率排名并不成正比，出現了供大于求的現象。以管理學為例，2019年畢業人數29258人，在各學科門類中位居第2，初次就業率89.97%，僅排名第7位。

“現在是創新驅動，原來的人才供給側結構已經不適應了，出現了結構性摩擦，越來越需要技術含量、知識含量比較高的人，要適應產業現代化的需要。”安徽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宋宏對《決策》分析說。

在長三角，與滬蘇浙相比，安徽經濟后發，“產業容器”不夠大。“家電人才肯定都往合肥集聚，金融人才就很少，這與地方產業有關。”劉志迎告訴《決策》，中科大國際金融研究院的畢業生留在安徽很少，基本都是去北上廣深就業。

另一方面，安徽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服務沒有優勢，造成高校畢業生集聚能力不強，特別是頂尖高端人才，尤為看重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在艾力彼發布的2019屆頂級醫院100強中，上海有13家，江蘇浙江各4家，安徽有2家。這方面，專家建議安徽要抓住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局的機遇，為畢業生提供強吸引力。

但留住高校畢業生，只是發揮高校資源優勢的一個方面。高校作為區域的靈魂，在一個地方的發展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國內外城市的發展充分說明，高校應與地方發展同向同行、同頻共振。

高校服務地方發展的“蘇浙版”

高校是一個城市的人才庫，也是一個城市科技創新和產業生態的源頭。但如果科研成果本地轉化不充分，無法帶動當地產業發展，也就留不住高校畢業生，從而形成一系列連鎖反應。

數據顯示，2018年，安徽28所高校產學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轉化收入共5.35億元，占總收入的比重僅為3.7%，且分布嚴重不均，主要集中在三所高校，即安徽工業大學11149萬元、安徽建筑大學5933.4萬元、安徽農業大學5862.8萬元，其他每校平均只有1224萬元。“安徽高校科教資源很豐富，但轉化不夠充分，本地轉換很少，產學研合作收入急需提高。”專家對《決策》分析說，這對安徽集聚高校畢業生特別關鍵。

安徽如何提升高校的科研成果本地轉化率，打造集聚 “強磁場”，是擺在安徽所有高校面前的一道難題。這方面，蘇浙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值得安徽“抄作業”。

在很長一段時間，南京一直因豐富的科教資源轉化不足而承受“創新之痛”，被外界詬病“科教資源大市，創新轉換小城”。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曾在2018年南京創新名城建設大會上，發出了沉甸甸的“金陵之問”——“作為東部地區重要中心城市、長三角特大城市，5年、10年乃至20年之后，南京拿什么和其他城市競爭？”

“金陵之問”后，南京先是強勢啟動創新“兩落地、一融合”，實施“121”工程：建設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名城，打造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構建一流創新生態體系；后是開始大手筆留人，力推“靶向化聚才”，跑出了聚才“加速度”。2019年，南京新增人才總數比2018年多了近5萬人。如果以天計算，每天平均有1000名以上大學生落戶南京，成為“新南京人”。

在“強磁力”和創新的激活下，南京科教資源優勢正在發揮強大的引擎作用，經濟增速連續11個季度保持在8%以上，位居東部地區經濟總量超萬億元城市首位，經濟總量連續五年連跨5個千億元臺階，2020年一季度實現了對天津的趕超，挺進全國十強。

南京的“121”工程值得點贊，浙江的動作同樣不遑多讓。

浙江充分發揮浙江大學的科教優勢，浙大堅持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與支撐區域發展相統一，把服務浙江作為學校辦學的重要使命，全方位對接地方戰略，已在全省11地市和經濟發達縣共建立30多個研發平臺，推進一大批科技成果就地轉化，僅浙大科技園，已累計創辦科技孵化企業1100多家，累計培育畢業企業390多家，培育了十幾家上市公司。

浙大也成為浙江新興產業的策源地和全國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樣板，在中國高校服務社會的多種模式之中，唯一以學校命名的便是“浙大模式”。

不僅是江浙，在湖南，中南大學充分發揮新材料、有色金屬等學科優勢，助力湖南培育新材料、金屬工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在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圍繞腦信息領域開展腦科學與類腦智能研究，推動四川電子信息產業高質量發展。

這些都對安徽頗具啟示。目前，安徽高校作用尚沒有充分發揮，在服務地方經濟發展上，除了中國科技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合工大智能制造技術研究院兩家成果轉化平臺成效較為突出外，“墻里開花墻外香”現象仍然較為明顯。

走科技創新路，不僅要發揮本地的科教資源優勢，更要善于借勢借力。浙江先后成立了西湖大學、達摩院、之江實驗室等高校科研院所，吸引了一大批高端人才，打造世界級科創高地的決心和魄力讓外界為之一震。

這也成為補齊地方科教短板的“關鍵一招”，最典型的便是深圳，與中外高校共建18所大學，上演了一場“華麗的逆襲”。因此，安徽也要善于借勢，創建高水平中外合辦大學，爭取長三角高水平院校來安徽設立分校、分院。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曾表示：“安徽學生外出求學之路是立業成家之路，也是安徽人才流失之殤，長期失血十分不利于安徽的未來發展。在安徽創建高水平中外合辦大學，有利于滿足安徽學子上高水平大學的需求，留住安徽優質生源。”

安徽正在動起來

行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

就在上海發布新政6天后的9月29日，合肥率先行動起來，發布《關于進一步吸引優秀人才支持重點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試行）》，突出重點產業、重點人群，努力營造出讓“人才來了就不想走”的良好環境，有望彌補合肥高端人才的短板。

合肥作為安徽省高校集聚的重要高地，表率作用至關重要，其他城市也要動起來。“安徽其他各地區要抓緊時間出臺各項人才引進優惠政策，加強對外通道建設與基礎設施建設，發揮自身發展優勢的同時，要積極挖掘發展盲區與不足，優化提升人才創新創業的軟硬件環境。”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胡本田告訴《決策》。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首要在聚，核心在用。高校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聚才的力度。一方面要增加安徽高校的經費，提高高校水平和教育質量，特別是要提高科教資源本地轉化率，增加高校畢業生本地就業的平臺。

另一方面，聚才能否用才，引才能否任才，考驗著地方的產業發展水平。與滬蘇浙相比，安徽的產業發展基礎弱、水平低、結構單一，高校畢業生若留下無用武之地，最終也只能是得才即丟才。“人才是跟著產業走的，產業才是真正能夠留住人才的終極武器，做強做大安徽產業很是關鍵。”

從安徽高校自身來看，也要在做大做強中，更好地支持地方發展。特別是合工大，要持續放大服務地方發展重任的作用。

目前，合工大已在產業、人才和創新等多領域積極服務地方發展，與地方政府、大型企業建立了17個綜合科技平臺，通過科技成果轉化孵化高科技企業86家；與國家部委合作建設國家大學科技園、智能制造技術研究院，孵化企業500多家，并在安徽首創合工大宣城校區。合工大每年有1萬多名畢業生，近四年三分之一畢業生留在安徽就業，每年貢獻3000多名優秀人才。

專家建議，合工大要深化校地共建，積極與安徽16地市及經濟強縣（市）合作建設研究院、科創中心等平臺，開展全方位交流合作，探索形成服務安徽發展的“合工大模式”，努力把合工大科教優勢轉化為安徽發展優勢。

放在長三角來看，與滬蘇浙相比，安徽高校資源優勢發揮不充分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地方的生態環境。前些年，曾一度引發熱議的“投資不過山海關”，詬病的正是法治、人文環境問題。這方面，安徽已經發力，擔仍需補齊短板，要營造有利于高校資源轉換的生態環境，找到高校資源轉換為發展勢能的“鏈接點”和“轉換器”。

實際上，這也給安徽吸引高校畢業生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高校助力地方發展早已不再局限于一省一地之事，關鍵是如何運用新思維發揮高校作用。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量子工程中心、奇瑞上海研發中心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目前安徽要想把高等次人才吸引住、留住很難。為什么中科大在上海搞了一個研究院，因為上海更容易吸引國際一流的人才，這種飛地轉移模式值得借鑒。”上海安徽經濟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復旦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曉漫說。

奇瑞和中科大充分利用上海高端要素聚集平臺，設立“人才飛地”，分別集聚了400多人和200多人的海內外高層次人才隊伍，實現了高層次人才“不求所在，但求所用”，有效推進了科教資源向發展勢能的轉換。正如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一位負責人所說“微軟中國是微軟的，中科大上海研究院是中科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