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人社部等部門面向社會發布了9個新職業。這是我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15年版）》頒布以來，發布的第三批新職業。

這次發布的新職業，有“區塊鏈工程技術人員”“互聯網營銷師”等等，此外還公布了一批新工種，比如“直播銷售員”。這些職業和工種，基本都和時下的熱門產業緊密掛鉤。

就在新職業公布前不久，“直播銷售員”頂流李佳琦落戶上海，引發廣泛關注。李佳琦還不是普通的落戶——在上海市崇明區政府公布的2020年首批特殊人才引進落戶的公示名單中，他排在了第一位。

無獨有偶，在李佳琦變身“新上海人”同時，90后快遞員李慶恒，被認定為高層次人才，落戶杭州。

在新職業層出不窮的背景下，新職業中的佼佼者，成為地方爭搶的對象。這也折射出當前的人才觀念，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城市“新人才觀”呼之欲出。

何為人才

21世紀什么最重要？人才！這句俗語，相信大家耳熟能詳。不過，提到人才，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科研精英。傳統觀念下的人才，往往有著鮮明特征。比如他們通常擁有較高學歷，所從事的往往是腦力勞動。

在這一輪“搶人大戰”中，不少城市的人才補貼，正是以學歷為直接標準。以深圳的人才引進政策為例，本科生市一級的補貼是15000元/人，碩士生則是25000元/人。

然而現在，一個網紅主播，一個快遞員，躋身人才行列，的確會讓人有些“意外”。不少網友為兩個城市的開放性點贊，當然點贊之外，也不乏爭議。在一些網友看來，他們根本算不上特殊人才，引進落戶是對科技領域人才的莫大諷刺。

這種觀念其實有些狹隘，它包含著對新興行業的偏見。其實，并不是坐在實驗室搞科研的才算人才，工程型人才、技術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等等，都是人才的一種。

事實上，《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對人才的定義是：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或專門技能，進行創造性勞動并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是人力資源中能力和素質較高的勞動者。

在該定義中，對人才并沒有專門的職業限制，沒有將電商直播、快遞等行業排除在外，更沒有學歷要求。按照上述定義，人才的標準，主要包括兩大條件：

第一，有專業知識或專門技能，能力、素質較高；第二，對社會作出貢獻。對比來看，李佳琦和李慶恒作為各自行業的佼佼者，是完全滿足條件的。

李佳琦不用多說，他的個人IP背后，是一條完整的產銷供應鏈，有強大的經濟價值，以及就業帶動功能。能做到行業頂尖，同樣是擁有“專業知識或專門技能”。至于李慶恒，他不僅個人表現突出，還參加了第三屆浙江省快遞職業技能競賽，有過多次比賽的獲獎經歷，職業技能堪稱行業頂尖，入選高層次人才也是名正言順。

值得一提的是，李慶恒這樣的高技能人才，在杭州的高層次人才分類認定中，占比只有5%左右。可見，其整體的人才目錄還是比較豐富多元化的。而對新式人才的接納，人才類別的多樣性，是城市開放性的體現。

尤其在“搶人大戰”的背景下，杭州去年以55.4萬人的常住人口增長，榮膺全國的“人氣之王”，在人才觀念上與時俱進，為其城市吸引力提供了一層解釋。

新經濟形態催生新式人才

人才的定義，雖然較為明確，不過人才的認定，其實沒有始終固定的標準，它的范圍是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緊密掛鉤的。

經濟結構單一的時候，人才的認定標準也比較簡單。在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剛剛起步，計劃經濟的觀念尚有殘余，盡管存在“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倒掛現象，但那時候公認的人才，通常是科研人士。

彼時，下海經商的商業精英，或者擅長企業管理的人物，不會被認定為人才。改革開放逐漸深入，過去被歧視的商業人才，現在已經成了企業和城市爭搶的對象。觀念變化背后，正是市場經濟的進步。

隨著生產力、技術的進步，總會從無到有，不斷涌現出一些新產業和新業態，以及對應的新職業和新工種，并且逐漸體現出經濟和社會價值。

比如前面提到的《職業分類大典》，自頒布以來，在1838個收錄職業的基礎上，已經陸續新增了100多個新職業。李慶恒的“快遞員”職業，是在2015年納入大典的；2019年，“電子競技運營師”“電子競技員”成功入列新職業范疇；今年則新增了“區塊鏈工程技術人員”“互聯網營銷師”。

新的經濟形態和職業崗位不斷涌現，必然會催生一批行業佼佼者。這些身處行業金字塔尖的人物，有專業的知識技能，所從事的工作還能夠產生經濟價值，成為新式的人才。

李佳琦和李慶恒躋身人才行列，有的網友感到不解，說到底，還是因為對新業態和新職業崗位抱有偏見，戴著有色眼鏡。但這些新興行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拉動就業、創造社會財富增加值上不斷凸顯作用。以李佳琦所在的直播電商領域為例，數據顯示，2020年直播電商銷售規模將達9160億元，約占網絡零售規模的8.7%。

《職業分類大典》在2015年全面更新后，去年和今年再次升級，頻率明顯超乎以往。這正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形態日益豐富，職業類別不斷增加。《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提到，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善宏觀調控，促進人才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

因此，將新興行業的佼佼者及時納入人才目錄，本身就是按市場規律辦事，在激發勞動者創造力同時，還能對相關產業實現補強。

而對地方來說，新業態新職業下新式人才不斷涌現，如果還是抱著僵化的人才觀，輕視那些新式人才，只會和經濟社會發展脫節。

要敞開大門，更要修煉內功

隨著產業結構變化，一些新興行業，各地開始逐漸接納，希望借此彎道超車，搶占新的行業風口。比如很多城市都曾發力電競產業，西安還發布《西安曲江新區關于支持電競游戲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試行）》文件。

新興行業、新式人才的競爭，日益白熱化。于地方而言，既然人才外延越來越寬泛，那么城市選才標準，就應該打破各種條條框框，足夠開放，以市場為導向，面向各行各業。

這方面，上海等一些城市做法就比較靈活，它們特別預留了“特殊人才”通道，相當于開設一個針對不在現有目錄中新式人才的綠色通道。

放眼全國，很多地方的人才標準，也在依據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產業需求不斷更新。

比如深圳的高層次認定標準中，工藝美術大師、技能大師工作室主持人甚至是名中醫、優秀中醫都赫然在列；重慶之前的“鴻雁計劃”范圍也從“研發類科技人才”擴大到符合規定的創新、管理等崗位人才。

再比如北京，之前公布的《北京市引進人才管理辦法》中，科技創新、文化創意、國際交往中心建設、金融、體育、教育衛生、高技能等7類人才，都是招引的對象。其中，像文化創意類人才，甚至還涵括社會貢獻較大的知名媒體人、自由撰稿人。

一些定位較為特殊的地區，對人才還會有其他招引政策。比如7月福建發布的《福建省高層次人才認定和支持辦法（試行）》，單列設置了面向臺灣人才的認定條款和支持政策。

在地方人才觀念變化同時，對人才的吸納力度，也在明顯加強。比如“搶人大戰”中，各城市都開出了優厚籌碼，不僅奉上戶口，補貼還動輒數百萬元。

當然，并不是條件越優厚，搶人的效果越好。李佳琦落戶的上海，電商直播產業首屈一指；李慶恒落戶的杭州，有著發達的網購和快遞行業。栽下梧桐樹，能不能引來“金鳳凰”，關鍵還在于有沒有支撐人才發展的環境。

之前擬向全國引進2000名博士、碩士研究生的太原，卻被罵上熱搜，很多網友質疑，人才的學歷門檻如此高，當地卻未必有適合的崗位供其發光發熱。所以，要想成為人才高地，一方面，要打破條條框框的束縛，保持人才觀念的開放性，為李佳琦和李慶恒等新式人才敞開大門；另一方面，還得在產業上修煉內功，讓新式人才有最大化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和機會。

在城市間人才競爭白熱化的當下，引來人才只是第一步。留住人才，同樣得在提升城市服務質量、改善營商環境等方面下苦功，創造良好的就業和宜居環境。